（更新日期：2021.05.15）

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，已有不少科學家發出警訊，指出因為人類自工業化以來的各種活動，排放過量溫室氣體，超越自然界的承載量，導致全球暖化，繼而引發氣候變異危機。及至1988年底，聯合國成立『跨政府氣候變化專責委員會』（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, IPCC），作為專設的國際科學機構，由過千位氣候科學及相關領域的專家組成，負責提供經過同行評審和國際認可的氣候科學評估和報告。

再經數年的國際努力，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（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, UNFCCC）在1992年正式通過，各國並在同年的里約熱內盧地球峰會上簽署確認，氣候變化才真正成為國際關注的課題。這是第一個針對氣候變異危機的國際公約，其主要目標是要「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，穩定在一個水平，以防止全球氣候系統繼續受到人類活動過度並危險的干擾。」該公約於1994年生效，由197個國家簽署和批准。每一個簽署國也就是『公約締約成員』（a Party to the Convention）。

從1995年開始，UNFCCC 秘書處根據《框架公約》定義的條款，每年年底舉辦一次年度締約成員大會（Conference of Parties, COP）。在每屆締約成員大會中，來自各締約成員（以國家為單位）的代表在通常長達兩週的會期內，根據 IPCC 提供的科學評估和調查結果，談判並建立解決溫室氣體過量排放及其後果的國際機制和政策。

這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多邊談判過程，其中涉及科學實證﹑國際政治角力﹑業界利益關注﹑全球全融財務影響﹑和公民社會之間等等的各種互動。每屆締約成員大會處理不同議題和重點，但其重要性可能不盡相同；其中有部份會議甚至未能達成原本設定的目標，而另一些會議則通過了重要的里程碑，推動整個過程向前邁進一大步。

以下是一些極度約化的例子，讓大家有個簡明卻又具體的印象：

(這個infographic，為整個氣候公約及歷屆峰會的進程，提供了簡明的圖解描述。另《巴黎氣候協定》的重點內容，可參考UNFCCC的官方網頁：Key Aspects of the Paris Agreement)

2015年12月，各國代表雲集巴黎，同意為實現「低於攝氏２度」的目標，抑制溫室氣體過量排放。儘管大家都知道所通過的《巴黎協定》遠非理想，特別是在各國當下承諾減排目標的幅度上，強差人意，有待《協定》正式啟動後以其中的「加碼」機制來改善，另一方面，《協定》實施機制的初步框架中充斥著國際政治角力下的各式妥協，然而，當時人們一般仍抱持着審慎樂觀的態度。如今，情況卻已大為惡化。

從政治上而言，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，上任後便隨即宣布要退出《巴黎協定》，並在2020年正式實行，儘管美國仍然是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的締約國，這個舉動對多年來國際連串努力構成了重大打擊。即使四年後（2021年），新當選的拜登總統宣佈重新加入 《巴黎協定》，並承諾以「2030年減排50%，2050年達至淨零排放（Net-Zero Emission）」為目標，同時也有不少國家宣佈類似方向，但各國仍多是口惠而實不至，缺乏具體﹑進取﹑並具實效的政策措施，切實進行大規模減排。

從氣候科學專家的實際觀察及研究來說，IPCC和其他國際機構在過去幾年中，分別發表了許多有關氣候變化現狀的報告。溫和一點地說，實況是令人震驚的。

僅舉兩個關鍵例子：

2018年10月，IPCC在發表《特別報告：攝氏1.5度下的全球暖化》（Special Report: Global Warming of 1.5^oC），這是12個月內一連三個特別報告中的第一份。其中提出了以下評估：

1.　「低於攝氏２度」與「低於攝氏1.5度」之間的差異，將會是災難性的，僅列舉幾個影響為例，如下圖所示（參考）：

這個最新評估，簡單而言，指出原本「低於攝氏二度」的目標，其實已不足以避免在全球各地「極可能」引發的「災難性」後果，各國需要努力以更嚴峻及迅速的行動，爭取控制升幅在攝氏1.5度為限的目標。

2.　如果世界各國要達致那關鍵的「低於攝氏1.5度」目標的話，我們必須要在2030年前，將人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（CO₂〜溫室氣體中最受關注﹑份量比例最高的一種）的排放量，減少最少45％（以2010年水平為基準；部份國家需要減低更多，由50%-65%不等），然後我們必須在2050年之前，實現淨零排放。如此，才「有機會」可以達到那個1.5度的目標。這還未將其他儲熱能力更高的溫室氣體，如甲烷（CH₄）和一氧化二氮（N₂O）等等令人擔憂的排放量，計算在內。

（註：「淨零排放」（Net-zero emission）又稱為「碳中和」(Carbon Neutral)，即是要將那些以二氧化碳為主、造成全球暖化的溫室氣體排放量，減至最低，這意味着整個社會在運輸﹑發電﹑保溫﹑以致工業農業生產運作等各方面，都要進行全面轉型。對於那些不能避免的碳排放，就要想辦法回收大氣中過剩的碳，例如大量種植新的森林及開發高效率的碳回收技術，令回收量相等於碳排放量，以達到中和。）

另外在2019年11月，聯合國環境署（UNEP）發表了最新的年度《排放差距報告》（Emission Gap Report 2019）。該報告表示，如果人類不採取積極進取的行動，地球將在2100年之前達到攝氏3.2度的升溫。 儘管多年來的倡議及減排努力，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未按計劃減少，反而過去十年中每年均增加1.5％。環境署警告說，為了達致「低於攝氏1.5度」的目標，全球積極減排的努力，必須要相較現時的至少增加五倍，即使是較遜色的「低於攝氏２度」目標，也需至少增加三倍。

我們現時已知，目前全球平均溫度已經比工業化前的水平高出攝氏一度，而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災難性場面，已經充斥了我們的新聞報導：加利福尼亞州以及最近在澳大利亞東部沿海地區發生的持續不斷﹑不受控制的叢林大火；歷史上最嚴重的暴潮，淹沒了意大利威尼斯大部分城區；最近幾年在英格蘭北部（2016-19年）﹑以及2017及2019年夏季時加拿大東海岸和中部各地區都發生了嚴重洪災。這些都只吸引着西方富裕觀眾的注意。有更多災難是不為一般人所關注的：當非洲，中東，中美洲和南亞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遭受持續嚴重乾旱之際，其他地區則在過去幾年中，不斷遭遇嚴重的洪水襲擊； 全球範圍內日益強烈和頻繁的熱帶風暴…

美國國家海洋與大氣管理局（NOAA）估計，僅在美國，這些氣候相關災害已經造成了1.5萬億美元的損失。加拿大保險局則估計，2019年因氣候變化而加劇的災害（如安大略和魁北克兩省的風暴和洪水﹑以及卑詩省和亞伯達省漫長的山林大火季節）已造成18億加元的損失。

這些僅僅是以貨幣單位計算的經濟成本，人命的損失就更嚴重：數百萬的人失去了家園﹑被迫搬遷﹑在營養不良中喪生，由於部分原因是與氣候變化有關的災難造成的內戰，而要逃離家園。

古今的難民流離失所，或因災難、戰禍，甚至迫害。然而今天，人為造成的氣候紊亂，已成為近年全球難民人數劇增的直接或間接原因之一。近年，非洲、中南美洲及南亞各地，均遭受持續乾旱打撃；同時，因極地冰蓋融化，海平面上升持續，湄公河、恆河及尼羅河三角洲等主要糧倉的土壤逐漸鹽化，耕種作業日漸艱難，居民大規模被逼遷徙的情況業已發生。同時，有相關研究指出，因持續嚴重旱災，在暴政下原已脆弱不堪的敘利亞崩潰，催化全面內戰，數百萬人被迫逃離，引發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難民危機，至今未完。中美洲類似旱災及混亂局勢，也引動數以萬計洪都拉斯等國居民跋山涉水湧向美墨邊境。

甚至富裕地區如美國，因海平面上升，不少沿岸地區及城鎮，在十至二十年內將面臨部份甚至全面遭淹沒的危機。有城市投入數十億美元將大部分道路及基建加高，亦有其他城鎮地區耗巨資加建加固海堤。然而，根據氣候專家的估算模型，該等措施只屬杯水車薪，並不足以長遠解決危機，居民最終或只有遷移一途。

根據聯合國的保守估計，未來三十年將出現超過二億人因為氣候危機而被迫遷離的難民潮。

氣候危機不再只屬未來的事情，當下就已經在我們眼前一一發生。

儘管《巴黎氣候協定》充滿了各式漏洞，但仍然是迄今為止，全球各國能夠達致的最佳﹑最全面的氣候危機國際應對方案。在氣候變異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嚴峻的情況籠罩下，各國代表原定在馬德里舉行的 COP25 會期內（2019年11月底至12月初），為下一年正式啟動的《巴黎協定》，訂定最終的實施機制﹑政策和行動計劃，卻因美國的「不在場」及各國缺乏積極意願下，在關鍵的碳交易機制及國際氣候財務融資方案上無法達成協議，會議基本上以失敗告終。

故此，那極需要有定論的實施機制，進一步推遲到原定於 2020 年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，再作定奪，同時，各國亦原定要在同年的氣候峰會前，按《巴黎協定》的規定，提交第二輪﹑理論上也須要是更進取的「國家自定具體減排承擔目標」（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, NDC）。然而，卻遇上世紀疫症新冠病毒大流行（COVID-19 Pandemic），全球各國必須全力抗疫，在避免大規模人群聚會等公共衛生的大前提下，COP26 亦只有延期至 2021 年11月，可望屆時能正式舉行。